尽管收视率一路飙升,但很多观众对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中顺溜惨死的结局难以接受,知名视频网站激动网还发起了“我的顺溜我做主”的活动,邀请“溜迷”们来当编剧、导演,“重拍”结局。据了解,短短两天时间,网站方便收到一千多份作品。
突兀结尾让观众“心脏受不了”
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备受社会争议的内容来自最后一集:顺溜登上了远处的水塔,瞄准了远处的日本战犯船,一枪一准打断了船上悬挂的所有标识旗,然后又一枪一枪地击碎了日本将军石原的骨灰盒。此刻,国民党的钢炮机枪一齐瞄准水塔上的顺溜,一时间硝烟弥漫,最终顺溜与水塔同归于尽。
对于编导的设计,许多观众大呼“莫名其妙”:怎么会那么巧,刚好有小船让顺溜坐上去追日本战犯船?又刚好有座水塔让顺溜爬上去从容地射完仇恨的子弹?
还有观众表示难以接受:英雄就应该受到优待,虽不至于加官晋爵,至少也要活蹦乱跳、春风得意,这样对“顺溜”太不公平。
受到争议的不只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,近年来涌现出的不少优秀国产电视剧都面临着“虎头蛇尾”、“故作悲情”的问题。如前段时间热播的《潜伏》,我党地下工作者余则成和他的“假太太”翠萍为了革命事业出生入死,两个原本处处针锋相对的人日久生情,但最终却无奈分隔海峡两岸、难成眷属。
还有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、《双面胶》、《幸福有多远》等,或者是结尾突兀,观众批评“看不懂”、“摸不着头脑”;或者就是情节引人入胜,但结局却让好人得不到好报、有情人成不了眷属,观众看完直叹“郁闷”、“心脏受不了”!
“故作悲情”折射产品与市场落差
据广州媒体报道,对于“前半部让人笑死,后半部让人哭死”的顺溜,制片方的解释是:小人物可以有着大故事,顺溜死不死并不重要,关键是让观众记住这个可爱的士兵,让他在观众的脑海里回荡,这个结局更富有震撼力。
但也有专家认为,我们的编导不能一味追求“哈姆雷特”式的结尾,虽然这样的结局确实很悲剧很震撼,但这不是观众的需求。
在激动网发起的“我的顺溜我做主”活动中,网友票选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完美结局:
“再建功勋”版:顺溜在水塔上忽然看到陈大雷,不禁放下了手中的枪。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,顺溜立下了赫赫战功。“解甲归田”版:顺溜被陈大雷带回部队三天后醒来。他悄悄地离开了部队,牵着一个长相很像荷花的女孩的手,走向了未知的前方。
“善恶有报”版:顺溜一枪打碎了石原的骨灰盒,国民党士兵始终没有找到目标,无法开枪反击。回到部队后的顺溜得到嘉奖,获得抗日英雄称号。
“顺溜是一个草根英雄,普通大众自然希望他能得到好报和幸福,这对于人们是种激励。电视剧毕竟是一种大众艺术,面向的不是研究艺术结构和悲剧的专家,而是普通民众。”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、中国文化产业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友权分析道,“中国文化历来有‘乐感结局’的传统,编导在安排顺溜命运时,应该充分考虑到大众的心理感受,否则会在生产文化产品和满足社会需求间形成落差。”
满足社会需求更需人文关怀
纵观近几年在国内广受好评的韩剧,几乎无一不以“团圆”结尾:“大长今”在皇宫内历尽排挤和陷害,最终恶人遭受应有惩罚、好人得好报;“金三顺”长相平凡、30岁未出嫁,生活中被嘲笑戏弄,但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幸福;“人鱼小姐”中雅俐瑛的家庭矛盾重重,但结局依然相信爱情、肯定婚姻……这些制作工厂化、结构套路化的韩剧风靡我国,一方面说明韩国人研究透了大众的心理和需求,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对市场研究的不足,对大众需求的不够关心和不够尊重。
“在韩国,电视剧产业在政府的支持下,已成为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,市场化程度很高。”欧阳友权介绍说,“中国的文化产品与市场尚处于磨合期,没有找准市场卖点和细分中的定位,还属于适应市场的低端阶段。”他指出,日韩非常重视文化产品对社会的正面影响。以至于我国的电视剧《五星大饭店》被引进日本后,为了体现爱情的从一而终、善有善报而专门投资改拍了结尾。相比之下,我国不少影视作品的“虎头蛇尾”、“故作悲情”现象还说明,某些文化产品生产者的社会责任感还不够,未充分认识到影视产品对大众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引导作用。
